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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青铜器、玉器技术发展,以及技术水平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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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铜爵,其中Ⅱ式铜爵是科学发掘品中的第一件,其造型独特,三棱锥足外撇,是另行铸造后再与器身嵌接在一起的。说明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铜爵,其中Ⅱ式铜爵是科学发掘品中的第一件,其造型独特,三棱锥足外撇,是另行铸造后再与器身嵌接在一起的。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己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不但会使用单范铸造,而且已掌握并使用了在当时属于较进步的复合陶范分铸法。
二里头铸铜遗址内发现大量陶范,生产工具如凿、锥、刀、鱼钩等生产工具和兵器多采用单范铸成,而铜容器如爵、鼎等则比较复杂,空体铸件必须使用合范法,几件铜爵从铸痕上看,至少是四块范合范铸成。
二、青铜器冶炼铸造技术研究
目前所见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主要出于二里头遗址中型墓葬中,未必代表当时的最高铸造水平,如若能发现未经盗掘的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墓葬乃至王陵,其出土物或许将重写现今研究的成果。
至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未发现有玉器作坊,但从这些遗址发现的玉器种类之多,制作工艺之精湛,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当时己经有了专门的玉器工匠和玉器作坊,在制玉技术上也较新石器时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个体这么大的玉器,从割剖玉料到器型雕琢到打磨抛光,都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制玉的工艺水平很高,特别是如玉戈,器身有棱有角,线条分明,表面光滑,好像是用模子压出来似的。
即便我们现在所见到夏代玉器相对比较少,但其一些造型如刀、圭、戈、铜形牌饰与纹饰如兽面纹,均成为商玉制作的根据。可见,夏代玉器,在新石器时代和商代之间这段时间的进步与发展,其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玉器造型上,几何型器物以直方形为主,绝大多数为素面。玉戈,是典型的礼仪用器,部分其首部无中脊,还保持前者的造型特点。其重要价值在于,为商代同类器型开了先河。
二里头文化玉刀、璋、龙上的几何纹都很笔直,线条粗细与深浅始终如一、非常规整。说明此时制作玉器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己经具备有一批技术熟练、手艺高超的制玉工匠,有可能已有铜质圆形可旋转的制玉加工工具,即能够高速旋转的“陀子”,否则是难以雕琢出如此精细流畅的花纹的。
经过对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一件较早的砷青铜制品的分析鉴定,当时对青铜器铸造中铅、锡的使用带有人为性质,对于青铜合金具有一定认知,但是并不像后来《考工一记》中记载的那样形成明显合金比例规律。
综上所述,夏代青铜器矿石来源看来有可能多为江淮徐楚等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入,夏王朝境内小规模开采为辅。二里头文化晚期,矿产来源比较稳定,足够提供充足的原料来生产铜镞这种消耗很大的武器。夏代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的发现和相当数量青铜器的出土,充分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而以陶范制作出中空、弧腹、壁薄均匀的礼器和乐器,需要掌握陶范的分型、制作、烘烤与套合等多种技术。有的器物还铸有花纹,铜饰品更是采用了铸造与镶嵌工艺的结合手法,这些铜器的出土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比较进步的冶铸技术。以上是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青铜器合金成分析、青铜器铸造技术分析为手段,对夏代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进行讨论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及邻近地区,是根据青铜器铭文、先秦文献、古地方志及近代矿业地志的记载。另有一众学者认为主要来源于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南地区,主要根据有古代文献、青铜铭文以及近代地质资料,而铅同位素示踪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
史前时期的良诸文化、红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玉器。红山文化的玉器以形表意,重在玉器整体外形的雕刻,一般为素面玉器。良诸文化的玉器,以其非常复杂的花纹装饰着称,纹饰由刀具反复刻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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